人民的心理

“极左和极右都倾向于极权主义的典则”这句话怎么看有像是废话。但是，却很恰当地解惑了我有关“极权”必“左”的误认：自由本身，也是一种极权。
如同我在《制度简史》里所谓：平等也是一种等级。

我对人民二字的敏感，最早上溯对1985年发表于浙江温州《文学青年》的一个小说，大意是叙述在一个国营企业里支部书记和车间主任的对话，为谁代表人民起了争执，最后不了了之的故事。该小说大概是我1982年左右所写，很是受蒋子龙“乔厂长上任记”的影响。

之所以记得这个，是我作为文学青年时难得见到自己文字印成铅字，而且当时最想发表的刊物，是《青年文学》而不是《文学青年》。还有就是之后，我再也没有写过此类题材，一股脑奔向或投入所谓现代主义、后现代主义或超现实主义的方向去了。

只是没想到，在我1998年左右撰述《制度简史》时，很是对人民二字纠结了很久，特别是过早咬文嚼字追求语言到此为止的习惯，对于人民、还是公民、平民、草民等等颇为愤世嫉俗。《制度简史》写完了，也就不再纠结这些了，感到再对这些符号纠缠下去，只能说明自己对不起自己的思考。

直到如今，在人人都已经知道人民或者什么民是什么的时候，如果还有谁对此二字敏感，那只能一下把自己的知与识的段位凸现出来了。

汉语的符号，具有等级意蕴。我不知道别的语言，但汉语肯定不是或不尽然是“工具”，而是汉文化本身甚至不是文化载体而就是“文化”。因此，我认为所谓的“文字相”，简直就是专指汉字或汉语。当然，我不知道佛陀住世时的文字，是否具有此种“隐患”，但“不立文字”其中当有对执文字相的警戒。

如今，语言的功用，成语本身背后已经越来越淡化，纯粹成了“工具”，特别是计算机语言的广泛和深入，汉语的“文字相”已经越来越破碎，汉字止于语言，一切皆成编码。

如今大致对譬如人民等等符号敏感者，我相信其尚未进入汉字奥义领域，仅仅是如我1980、90年代那样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，貌似自己掌握了真理，其实一推敲即知自己的浅薄：把人民换成公民就民主了？把人民换成平民就平等了？或者把人民譬如成草民就摆脱自己草芥的命运了？只有一心想为自己的极权意愿找合理或者合法借口的，才会玩弄概念或者符号，因为其迫切地当“人”，这样可以将他人置于“民”的从属位置，可以任由自己对他民的奴役。

在汉语语境，人即是符号，而不是生命，每个人都把自己当成皇上，是为了可以等级御使他人的一个皇上符号，以“人”这个符号，确证自己的生命存在。假如没有这个“人”，他都不知道自己是人还是别的动物。特别是一个人假如望文生义、断章取义都做不到，看见人民二个字都敏感的受不了，这不是神经到了生起皇上病了么？

我自对数、数字、数据、数学的兴趣日渐浓郁以来，对符号、文字、文化、文学暌违日久。此二列各有层次，纯属我自己的思维推演方便“编排”：

数，结绳为记为标注；数字，数上升为交流的“共识”，即数做为记号或标注，记号或标注者自己知道就行，数字则是要让更多的人懂得或知道，方发挥其相互或彼此交流的功能；数据，逻辑的对应，数与据的关系，是相互“定义”对方意义或赋予对方生命的一个逻辑缘起，有数无据其数无意义、有据无数不成“据”；数学，即为有关数、数字、数据的系统逻辑或体系化解释。

符号，是对无名现实或显实的形象描摹，形成一个独立的“字”；文字，蕴含了字意，具有独立完整的宇宙观，所以一个字即包含了宇宙的究竟信息，以我的信息量子观，信息量子的基础单位就是一个字，以及其包含的究竟能赋；文化，由文字和词语构成，既是对文字意味的推演，更是文字与文字之间的词义链接、由此形成无穷尽之意味深长；文学，就是符号现象学、文字阐义、词语漫延：文化与文学其实同义，对人类形成形象思维并使之成为“常识”。

我对文字的迷醉到终弃，从汉字语义的处处陷阱和套路，到避离和另辟蹊径，最后我越来越慎用是或不是、错或不对，非黑即白等等这样的肯定或否定句式。因为这样，我方能警戒陷入汉字之迷魂阵，出离文字相，方能体会更为瑰丽的思维疆域：那就是数或数象思维，在符号之形象思维之外。

符号思维与数思维观世界，所显现或呈现的“景象”是完全不一样的：符号思维观世界，都是种种色；数思维观周围，人人皆是数据。

这种思维的差异性，或是平行的维度，各有认知，分别其妙。

人民的心理，就是执”人“之分别，而不知众生皆为生命，人与其他生灵而言，并不显得多么高尚，人民之要义在于”民“而非”人“，这是非常朴素的道理。所以，但凡对所谓人民一词敏感者，其本身不具有其所以为的平等意识。一旦此”人民“早一日做了皇上，其别更加丑陋：假如WG给一代人喂养了狼奶，而近三十年来则多被雾霾喂养——三十年前的至少襟怀坦白、宽容律己，三十年后的今天，无论自我标榜老子天下第一者，最基础的对文字的尊敬、对词语应具的洁癖都缺失，所以就别指望可以产生什么出离“人民”的思想。

当人民的心理永远进化不到人民的道理，就是“心理”奴役“道理”：私欲磅礴，终入邪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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